“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时代的全球价值 - 低碳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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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时代的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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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中国倡导的与各国人民共同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表述言简凝练，却集经济、安全、社会、文明与生态“五位一体”，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从长远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构建有着重大的全球价值。本文将从一般的世界文化角度展开，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构建的全球价值主要表现及启示，但不涉及该理念的马列主义理论属性与中国文化特性。

一、凝聚历史：世界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文化有深刻的渊源。首先，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世界三大宗教教义皆蕴含众生平等、向善友爱等朴素的积极理念。基督教教义历来就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上帝领导的一个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1］佛教的平等理念对确立人类互相依存和共同发展的理念，以及造福世界持续和平有着重要启导意义。［2］伊斯兰教的平等思想，“不仅体现在伊斯兰教义与安拉的个人榜样中，还直接从其传统的经济制度实践上得到显现”。［3］可见，三大宗教的积极教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理念具有共通之处，它们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4］

西方早期的世界主义，主要是古希腊斯多亚学派以平等为核心的世界主义，“每个人都生活在地方社会中，同时也生活在充满人类理想、渴望和平的更广阔的社会中，后者的基础在于对所有人都很重要的东西——理性和人性的平等价值之中。”［5］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针对现实的种种不公，欧洲出现了主张建立美好、平等与没有压迫的乌托邦思想，标志是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发表。19世纪早期，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家对其进行了重要的实践与发展。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西方的世界主义有了很大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在《论永久和平》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世界主义，并探索了一些实践路径，甚至坚信国际社会最终一定会实现超越民族国家且能确保人类共同体永久和平的“世界联盟”与“世界政府”。［6］一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①1918年1月4日，威尔逊对国会发表“十四点计划”的演说，主要阐述诸下外交目标：外交行为公开化、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权以及建立国际联盟等。，这是美国图谋称霸全球的宣言书。但作为一套理想色彩浓厚的新世界主义，它略不同于近代欧洲的扩张暴行，初步描绘了一幅相对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新蓝图，其民族自决等主张符合世界人民要求摆脱欧洲压迫的共同愿望。

二战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当代世界主义的繁荣。1976年，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佛法·西与东》中多次提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呼吁东西方世界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7］21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以20世纪人类历史的灾难与及其战后全球性问题为教训，提出了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构建一种建立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世界公民社会与世界共同体的理论及其途径。［8］上述各种“世界主义”都是孕育“人民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优秀文化土壤。

从实践层面看，二战以来不断产生的全球组织及其机制的发展，以及伴随区域经济集团化而日益涌现的各级各类区域组织的运作，为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积累了诸多国际经验。前者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它以二战血火为教训而制定的和平宪章及其根本宗旨，对于“人民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重要的精神启示。后者的代表是战后欧洲区域性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发展为高度融合的欧盟，其成员国以一个统一的欧洲联邦为最终建设目标，内部实行统一的市场与经济政策、共同发展，通过谈判协调彼此立场等理念与政策十分值得借鉴。而中国长期参与联合国等国际性机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及自身倡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探索，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参考。

进入21世纪后，信息革命推动全球化迅猛发展。然而，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以及由西方主导的旧国际秩序的延续，都对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及全球治理形势提出了严峻挑战。西方国家是全球性问题的主要责任者。它们在世界上推行西式价值观外交，以人权等为借口到处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推行强权政治，以致逐渐失去世界人民的信任。俄罗斯国际政治学者弗拉基米尔·亚库宁指出，冷战之后的世界和平之所以未能得到根本改善，主要是美国为维护其单极霸权的行径所致，美国已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动乱的总根源与大国平衡（Power Rebalance）的主要障碍。［9］这使国际旧秩序越加难以为继，同时西方提供的应对手段乏善可陈。“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各种弊端积重难返，甚至连西方大国自身都治理失灵、问题成堆。”［10］因此，国际社会主流民意十分期待能够出现一种符合时代需求，全面兼顾各方利益与促进彼此和睦相处，同时高效应对挑战的全球新治理理念与方案，以推动人类整体的共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