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时代的全球价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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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3］Aleph Policy ’s Ambitions to Become a New Kind of Power［EB/OL］.（2017-04-15）［2019-12-26）］. ［24］金应忠.中国抗战胜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胜利［N］.人民日报

［23］Aleph Policy ’s Ambitions to Become a New Kind of Power［EB/OL］.（2017-04-15）［2019-12-26）］.

［24］金应忠.中国抗战胜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胜利［N］.人民日报，2015-09-01（007）.

［25］王毅.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6-05-31（007）.

［2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中国维护人类长远利益远见卓识［EB/OL］.（2017-02-19）［2019-12 -26］. 2017-02/ 19/ c_.htm.

［27］中国代表140个国家发表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7-03-02（03）.

［28］外交部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答问［EB/OL］.（2017-03-20）［2019-12-20］.2017-03/20/c_.htm.

［2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N］.人民日报，2017-03-25（02）.

［3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写入联合国决议［N］.人民日报，2017-11-03（21）.

［31］Vladimir Future of World Order: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J］.3（2）:171-172.

［32］策普·拉鲁什奇.一带一路成为世界的大陆桥［EB/OL］.（2017-05-29）［2019-12-20］.

［33］西班牙学者胡里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智慧的重要贡献［EB/OL］.（2017-11-30）［2019-12-26］.

［34］陆克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很有影响力［EB/OL］.（2017-12-10）［2019-12-26］.

［35］Nagar D，Mutasa C.Africa and the World［M］.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Cham，2018:86-9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中国倡导的与各国人民共同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表述言简凝练，却集经济、安全、社会、文明与生态“五位一体”，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从长远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构建有着重大的全球价值。本文将从一般的世界文化角度展开，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构建的全球价值主要表现及启示，但不涉及该理念的马列主义理论属性与中国文化特性。一、凝聚历史：世界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文化有深刻的渊源。首先，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世界三大宗教教义皆蕴含众生平等、向善友爱等朴素的积极理念。基督教教义历来就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上帝领导的一个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1］佛教的平等理念对确立人类互相依存和共同发展的理念，以及造福世界持续和平有着重要启导意义。［2］伊斯兰教的平等思想，“不仅体现在伊斯兰教义与安拉的个人榜样中，还直接从其传统的经济制度实践上得到显现”。［3］可见，三大宗教的积极教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理念具有共通之处，它们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4］西方早期的世界主义，主要是古希腊斯多亚学派以平等为核心的世界主义，“每个人都生活在地方社会中，同时也生活在充满人类理想、渴望和平的更广阔的社会中，后者的基础在于对所有人都很重要的东西——理性和人性的平等价值之中。”［5］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针对现实的种种不公，欧洲出现了主张建立美好、平等与没有压迫的乌托邦思想，标志是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发表。19世纪早期，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家对其进行了重要的实践与发展。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西方的世界主义有了很大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在《论永久和平》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世界主义，并探索了一些实践路径，甚至坚信国际社会最终一定会实现超越民族国家且能确保人类共同体永久和平的“世界联盟”与“世界政府”。［6］一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①1918年1月4日，威尔逊对国会发表“十四点计划”的演说，主要阐述诸下外交目标：外交行为公开化、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权以及建立国际联盟等。，这是美国图谋称霸全球的宣言书。但作为一套理想色彩浓厚的新世界主义，它略不同于近代欧洲的扩张暴行，初步描绘了一幅相对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新蓝图，其民族自决等主张符合世界人民要求摆脱欧洲压迫的共同愿望。二战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当代世界主义的繁荣。1976年，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佛法·西与东》中多次提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呼吁东西方世界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7］21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以20世纪人类历史的灾难与及其战后全球性问题为教训，提出了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构建一种建立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世界公民社会与世界共同体的理论及其途径。［8］上述各种“世界主义”都是孕育“人民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优秀文化土壤。从实践层面看，二战以来不断产生的全球组织及其机制的发展，以及伴随区域经济集团化而日益涌现的各级各类区域组织的运作，为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积累了诸多国际经验。前者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它以二战血火为教训而制定的和平宪章及其根本宗旨，对于“人民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重要的精神启示。后者的代表是战后欧洲区域性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发展为高度融合的欧盟，其成员国以一个统一的欧洲联邦为最终建设目标，内部实行统一的市场与经济政策、共同发展，通过谈判协调彼此立场等理念与政策十分值得借鉴。而中国长期参与联合国等国际性机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及自身倡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探索，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参考。进入21世纪后，信息革命推动全球化迅猛发展。然而，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以及由西方主导的旧国际秩序的延续，都对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及全球治理形势提出了严峻挑战。西方国家是全球性问题的主要责任者。它们在世界上推行西式价值观外交，以人权等为借口到处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推行强权政治，以致逐渐失去世界人民的信任。俄罗斯国际政治学者弗拉基米尔·亚库宁指出，冷战之后的世界和平之所以未能得到根本改善，主要是美国为维护其单极霸权的行径所致，美国已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动乱的总根源与大国平衡（Power Rebalance）的主要障碍。［9］这使国际旧秩序越加难以为继，同时西方提供的应对手段乏善可陈。“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各种弊端积重难返，甚至连西方大国自身都治理失灵、问题成堆。”［10］因此，国际社会主流民意十分期待能够出现一种符合时代需求，全面兼顾各方利益与促进彼此和睦相处，同时高效应对挑战的全球新治理理念与方案，以推动人类整体的共赢发展。三大宗教教义的思想精华、西方的“世界主义”传统、近代的“共同体”理念和国际组织及机制的有益探索，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渊源与实践经验。而西方传统国际治理手段的失范、全人类的时代需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则为中国切实扩大参与世界事务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国力不断壮大，已基本具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能力，理应顺乎历史趋势。在此情形下，中国当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应对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史上诸多优秀文化与近代以来的相关国际组织或共同体经验的继承、弘扬与拓展。其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走向成熟。作为中国新时代的外交指导思想，这一理念的本质内涵在于科学解答了“中国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如何帮助建设这个世界，国家之间应该如何相处，面对全球性问题该怎么办，以及如何探索人类发展未来”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其基本原则是“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1］放眼未来，这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之大局，意义不可估量。二、有别西方：国际霸权模式的替代方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现实主义流派强调权力政治的作用，认为大国主要追求权力与利益，其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它们追求绝对安全，与其他正在发展的竞争性大国很难建立起信任感，因此大国间时常发生冲突。［12］“修昔底德陷阱”①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多次发生争霸战争，在经历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双方最终两败俱伤而逐渐走向衰亡。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探讨战争原因时总结道：“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对斯巴达造成的焦虑与恐惧。”是其中一个常用术语，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基于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相关论断提出的关于国际秩序中的新旧大国关系矛盾的一个历史规律性假设，即一个新大国的崛起必然要对现存大国的国际地位构成挑战，而现存大国因为感受到威胁与焦虑，也必然以实力来回应，于是战争不可避免。由于近代以来类似的大国冲突已发生十多起，它几乎被西方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这套说辞建立在西方诸帝国的近代扩张史实之上，而中国实际情形与文化特质却全然不同，显然也并不适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多数国家深切感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诸多好处与红利的同时，美国一些政客与学者却刻意套用上述说辞，渲染中国崛起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威胁。他们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谬论，在国际社会混淆视听，制造不和谐因素。如著有《中美即将到来的战争：关于台湾问题的冲突历程》的学者特德·盖伦·卡彭特、美国前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与前太平洋司令部日裔司令哈里·哈里斯等鹰派人士，都主张强硬遏华。不少人甚至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约翰·J·米尔斯海默很早就主张，中国的发展将对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形成严重挑战。［13］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畅销作《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14］公然质疑中国致力于“和平崛起”的能力，认为随着中国的持续强大和美国无法容忍地感受到绝对霸权所受到的“挑战”，中美双方即便不愿开战，也必将走向冲突。这在西方学术界与政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由于文化传统与习惯使然，我们一贯喜欢在外交战略与政策上强调“中国特色”，某些西方学者竟也据此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机，指责中国是为了“寻求最终重建传统的朝贡体系”。［15］这些涉华负面言论不光盛行西方，也有着相当的世界市场，甚至引起了不少非西方国家人士的忧心与疑虑。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及外交政策演变，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如德国学者马克西米利安·梅耶接连指出，“核心问题是中国产生的经济影响力将如何改变全球政治格局？中国将成为哪种强国？中国建立新秩序的雄心限度是什么？中国系统地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尝试，会产生哪些制度性和规范性后果？”［16］显然，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许多国家的政要、学者甚至百姓都在设法探寻弄清。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极易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某些敌视。我们如何积极予以应对？如何向世界宣传中国发展的和平属性？如何打一场漂亮的国际舆论战，使世界人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合理关切得到正确释疑，从而使这些谬论不攻自破？我们如何构建自身的国际和平发展理论来破解西方国际现实主义理论所谓的“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对此做了旗帜鲜明的回答：（1）作为新时代大国，中国永远走求和平共发展之路，永不称霸，绝不走西方近代对外侵略与奴役他国的老路。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由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爱好和平的善良品性，中华文化谦恭和谐的内敛特质、中国近代感受西方百年侵略的切肤之痛，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等因素所共同决定的。（2）更关键的是，中国走的和平之路，并非仅限于消极和平，而是通过大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配套实践举措，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17］同时，中国政府、人民与媒体纷纷对中国的和平友好政策展开广泛宣传，并对西方的污蔑予以有力驳斥②如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曾声称中国将在2018年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会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对此中方回应称，中共十九大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确立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无意领导谁，也无意取代谁。”。［18］这也提醒我们，要尽力防止有些国家与人民在西方的鼓噪下曲解这一理念。［19］一些富有远见的国际正义人士也纷纷就此发声。前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大使穆尼尔·阿克拉姆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发展有着深远意义，为促使美中尽可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他呼吁“华盛顿应该明智地认真考虑习近平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约翰·J·哈姆雷指出，美国“忽视（中国‘一带一路’）重新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性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将其视为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同样是危险的”［21］。英国学者雅各布·马德尔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同于美国秉持的“零和思维”，它强调合作共赢，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新’方法，取代了西方的‘过时’模式”［22］。美国智库阿莱夫政策倡议机构的一篇文章指出，“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和美国追求全球霸权是世界上大多数问题的根源，这是帝国主义扩张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对此中国政府引以为戒，同时也从自己近代的苦难历史中吸取充分教训，“希望把中国塑造成一种新的力量，即一种不受修昔底德冲突统治束缚的力量，一种不寻求国际霸权的力量。”［23］二战结束前的整个世界近现代史，是一部西方列强通过不断侵略和争霸，推动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大规模扩张史。它们获得了巨额财富和对世界的主宰，但给广大被压迫地区带来的却是无数的屈辱、灾难与长期落后。对于被压迫者与国际公义的出路，美国人吸收欧洲资产阶级学说，提供了建立西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美国方案”。苏联人继承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方案”。这两种方案不断激发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意志，最终瓦解了全球殖民体系，初步推动国际社会迈向了公义。二战结束后，许多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世界面貌焕然一新，进入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然而，“美国方案”与“苏联方案”此后一直都未能再取得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突破，不仅难以应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发展问题，反倒依然坚持欧洲列强霸权扩张模式的老路，致使世界陷入长期冷战，苏联自身最终解体，“美国方案”也逐渐陷入困境。后者至今仍企图维护由西方主享全球化主要受益与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不合理、不公平的旧国际秩序。作为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信息社会的高度开放性和整体世界的深入发展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映照出了当代国际社会现实的治理症结，是对过分宣扬大国权力、冲突、霸权与私利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超越，有利于克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破解西方传统霸权发展模式的困境，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类持久和平与世界共赢发展。这使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人民公认的一种公平公正的替代性国际治理与机制性方案。三、面向未来：世界人民追求的共同心声“人民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联合国宪章》根本宗旨，弘扬了公平正义精神，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坦诚相待与互利共赢；同时为人类社会的未来规划了美好蓝图，照亮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在外交政策与国际法理念上为世界做出了独特贡献。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与民主，一直是全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的主要理念。《联合国宪章》作为反法西斯的重要成果，凝聚了世界人民的奋斗心血，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换取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集中体现。［24］它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成为维护国际和平的根本保证。在全球性问题泛滥成灾的今天，各国利益安危相依互融，休戚与共，已然形成一个共同进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恰逢其时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好表达出人类的共同愿望，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强烈共鸣，也为人类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开辟了全新的道路。当前，世界总体发展仍面临国际旧秩序的种种阻碍，而国际秩序、格局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而复杂的演变。以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全球治理观提出了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2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规划了美好愿景，反映了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心声，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表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和平稳定性的建设性力量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17年以来，在不少联合国机构先后通过的诸项决议中，都采纳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的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该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26］3月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马朝旭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代表140个国家发表了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表达各国携手构建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实现人类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而努力的共同心愿。［27］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44号决议，呼吁各方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28］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共识。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这一重大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29］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有着重要价值。11月2日，在纽约举行的第72届联合国大会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会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理念被写入了该会议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中。这在其历史上尚属首次，填补了联合国国际安全领域决议的空白，意义非同寻常。［30］这些决议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已经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拥护，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远价值。亚库宁认为，为了平衡美国对于国际秩序的破坏，“有必要考虑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未来重要作用……，但当前的‘对抗发展’范式使得国际社会几乎不可能达成基于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来促进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团结和实现其路线图’的意识形态。……而‘一带一路’计划所倡导的理念包括尊重文化和政治差异性，而其全球使命则通过创造全面发展机遇带将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全球命运共同体。”［31］德国席勒学会会长赫策普·拉鲁什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必将成为连接世界发展的大陆桥。［32］西班牙学者胡里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智慧的重要贡献。［33］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的远见，“应该研究好全球共同利益及共同价值，来改善已有的国际秩序”。［34］许多国家、国际组织的有识之士的言行充分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不断深入人心，逐步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在全球影响不断扩大。这也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着新的重大贡献。四、结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构建在文化、历史与实践诸方面有着厚重的世界渊源，并且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着眼，更有深远的全球价值。首先，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总体外交理念。其次，它倡导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互利共赢的新全球治理理念，也是对21世纪的人类和平与世界发展事业所做的重大理论贡献。这一理念把中国同世界衔接起来，使整个世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更为深远的世界意义，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的发展又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要强调的是，相比西方附带干涉条件的对外援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为称道的是其国际公义特色，即中国乐意积极携手世界人民一道致力于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体现为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与“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一些西方政客与媒体经常对中国加大援助非洲的善意横加指责，但无法否认的是，中国的发展为非洲经济的飞速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得到了非洲国家与人民的支持。［35］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构建具有重大的全球价值。它既吸收了世界优秀文化的遗产及实践经验，又是经济全球化及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呼声，顺乎了各国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历史潮流，照亮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它必将破解西方霸权扩张发展模式的困境，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有力于促进人类持久和平与世界共同发展。［参考文献］［1］魏治勋.早期基督教的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J］.宗教学研究，2011（2）:132-134.［2］方立天.佛教平等理念对和平与发展的启导意义［J］.中国宗教，2004（1）:11-13.［3］葛壮.简析伊斯兰教的平等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4-27.［4］博鳌论坛宗教领袖对话:行愿大千，心手相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B/OL］.（2018-04-12）［2019-1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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