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2) - 低碳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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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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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秩序建构，首先是一个“重思中国”的事项。这样的重思，前接“检讨中国”，后启“重构中国”。只不过在改革开放数十年的进程中，无论是检讨中国或是重构中国，借助的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的理论命题、论辩模式与话语进路。当下中国的世界话语建构，应当是“中国本地生产”的。(5)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这种“重思中国”的最具思想力度的早期人物是梁漱溟。不过赵汀阳认为，梁漱溟的视野比一般所谓新儒家要广阔，更为关键的是他具有中国文化的优越感。这是将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的、视野狭隘的现代新儒家所不及的地方。同时，也是视野广阔却失去了中国文化优越感的李泽厚所不及的地方。后者的“西体中用”，就更是一个明显的失误。据此，赵汀阳确立了两个重构中国的向度：一是走出检讨中国状态下的、旨在纠正“错误”的窘迫，二是确定重思中国的、旨在创造的宗旨。“当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必须在世界上说话的大国，一个必须做事的大国，一个必须为世界负责的大国，就不得不在思想上有所创造，不能无话可说，不能无所作为，不能随波逐流。在这里别无选择，因为这不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所处地位与形势所迫的事情。”(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页。基于这样的判断，赵汀阳强势地表达了激活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以替代西方国家的国家/国际观的主张。

在赵汀阳的论说中，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与中国建构世界话语是一个直接关联关系。至于他试图激活的中国传统的天下话语，并不是志在发扬传统儒家的、当代新儒家所言的那一套中国特殊论话语。赵汀阳除了肯定梁漱溟充满自信的儒家论说进路以外，他对新儒家的肯定非常有限。包括半是儒家、半是马列的李泽厚，由于提出“西体中用”的命题，在赵汀阳看来，自己的老师似乎未能触及西方话语的根本缺陷，也没有找到建构中国现代话语的真正进路。由于新儒家缺少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真正自信，他们既没有成功构造中国的现代国家话语，也没有提供中国的世界话语。

按照赵汀阳的思路，有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论证甚为紧要：一是在西方话语中，一直只存在狭隘的“民族国家”话语以及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扩展话语，即“国际”话语。西方话语中没有“世界”话语。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缺乏世界秩序论证以及实际建构的理论现状。二是中国真实具备“世界”话语的深厚储备，尽管在历史上这一话语的实际效用未曾发挥出来，但只要在当代世界演进的背景中激活这一话语形式，它就能对世界秩序的建构发挥出人们远未想象到的重大指引作用。在笔者的论题中，赵汀阳的论证促使人们相信，当下世界，中国与其努力尝试融入西方国家构造的那个由民族国家扩展样式伪装起来的“世界”，远不如重启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这样才足以真正开启一个世界体系，减少民族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克制国际社会无序造成的紊乱与错失。

这两个关联论证得以如此紧密贯通起来的理由，自然是中国经济疾速发展的现实。可以说，缺少了这个现实驱动力量，两个论证的关联想象就很难建立起来。这是赵汀阳展开相关论证之前，就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为现实理由摆出来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赵汀阳对“天下体系”之作为唯一真实的“世界”话语对待的长远展望，是切切实实落在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现实基础上的。循此进路可知，展现中国“天下”话语以求对治“世界”秩序缺失，其实是受现实理由推动的。这是对中国国家实力的一个理论回应，并不单纯针对西方国家仅有国家话语与国际话语的理论缺失。因此，这首先是一套物化的思路，进而对“天下”话语的激活尝试，带有国家崛起之际的文化宣言性质：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而是因为自己具有千年文明的深厚根底；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世界(尽管是一种展望)，也是因为中国传统中深藏着领导“世界”的思想资源。这两个条件相加所凸显的中国“世界”话语发展潜力，正是西方国家建构国家/国际话语所缺少的东西。

分析起来，这一思路实际上并没有超越批评者所指责的西方现代建构国家/国际体系的基本逻辑。首先，中国GDP的急速增长，是赵汀阳激活天下话语的现实动力。换言之，如果不是中国GDP的迅速增长这个“经济基础”所提供的思考进路，“天下”体系这种“上层建筑”话语是很难进入思想场域的。正是“经济的问题带动了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理论仍然有效)”(7)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这是一个为激活天下话语而刚性设定的前提条件。这正是赵汀阳的思路仍然沿循着他所拒斥的现代西方国家对待国家及其观念力量的物化思路的体现。就此而言，他所设定的中国“天下”体系对西方“国际”(“世界”)体系的取代关系，就成为一个受制于物化体系实力强弱的取代关系。由此设定，便将他论证中所倚重的道义逻辑分量显著降低了，因为其道义逻辑背后蛰着的依然是他所指责的实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