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9) - 低碳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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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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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与精神发展之间，之所以像法治建设这样的中间环节是重要的，是因为这些中间环节对一个国家释放其成员的精神活力，具有制度化的决定性影响。一个国家如果在法治保障上乏力，人们生活在一个较为紧张的社会氛围中，便无法正常发挥其想象力，也就很难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活动。即使偶尔有些个体的思想超前活跃，那也只是一种离开现实条件的腾空想象。其本身自具价值，但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贫乏并无改善之功，且对思想贫乏的社会公众产生一种误导。由此引发一种高度趋同、甚或完全同质的思想狂欢，并将此思想推向一个绝对疏离现实、缺乏社会营养的孤寂高峰。可见，依法治国这类有助于经济崛起之后、寻求思想创造的中间条件多么重要：它不仅有利于一个社会营造公众积极思想的大环境，而且因为具有宽容的制度支持，那些在政治紧张状态下被视为奇谈怪论的思想言述，也才有一个竞争性的思想市场，经大浪淘沙而显出真金。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伪思想生存的可能，让面对真问题的真思想接受原创的淬炼。而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历经宗教宽容、启蒙运动、社会剧变的思想历练，为人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重视相关的经验教训，在民族精神发展上可以避免付出西方人已经偿付的那种沉重代价。比较起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而在思想市场的建构上，则明显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步伐，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才可望有一个结构性的改善。对仍然处在迅速变化的中国来讲，“在这种剧烈变革的时代里，当道德、经济和政治标准不断变化的时候，人们不应当期待会有一个高级而且宁静的文化创造力存在。”(27)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822页。

赵汀阳似乎不愿意面对由国际社会构成的现实“世界”，因此以一种替代性的进路，推出天下理念，并认定天下体系才是可期待的“世界”。从政治哲学旨在表达政治期望的角度讲，赵汀阳基于未来性、虚拟性的阐释值得赞许。但从他论述的西方切实性与中国虚拟性的进路来看，其论述势必成为一种与真实“世界”完全疏离，而仅只面对一个假设“世界”的言说。这个假设的天下体系所构成的“世界”，从历史维度看，其在理念上，既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关，又不确指任何流派和思想家的思想；在实践模式上，既与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相关，却又与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的“专制帝国”定位很不相同。因此，它不能在历史维度得到清晰认知和把握。从现实维度看，它在思想渊源上与源自西方国家现代方案中的所有思想区隔开来，因此有些横空出世的性质；而在实践上，它与基于国家、国际社会基础上的所有实践方案完全不同，是一个现实社会找不到对应物的虚拟世界。这样的论述进路，极限性地敞开了关于“世界”的想象空间，但同时却极限性地关闭了这个“世界”降临人间的通道。最起码地讲，如果他真心实意地推展“天下体系”这一世界制度哲学，需要刻画一条从国家/国际体系和平、有序地转向天下体系的转轨进路。但这显然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因此，赵汀阳从一个中国崛起的现实理由出发讨论天下体系的重建，却在具体讨论中完全回避了国际体系转向天下体系的现实可能。他对天下体系的讨论，因循的是一种玄虚的哲学可能性——任何一个超越现实国际体系的“世界”蓝图，都可以一种趋近理想的面目呈现给人们，但其实现与否，则付诸阙如。

这让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论述成为逻辑上很难自洽的言说。一方面，在针对现实的面向上，他的天下体系言说，凸显了中国历史中思想与政治极具光彩的一面，但却回避了中国历史中思想与政治的晦暗一面；他的天下体系之取代国际体系的“世界”论述，也主要是以中国的理想观念去应对西方的制度实践，从而在错位的比较中凸显一种几乎是纯粹理论上的可能性。就前者讲，赵汀阳将中国古代天下体系的实践缺陷，悲壮地付诸专制帝国而浓缩地处置掉。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就此被切割为传之久远的理想与限于古代的专制现实两面。但这无法阻止人们透过古代的天下体系去审视中国的帝国史、王朝史、民族权力史和汉民族形成史已经呈现的历史遗憾。一者，中国古代的征服史对自己和对被征服民族而言的记忆，是具有根本差异的。这毋庸多言，已经呈现在曾经被纳入朝贡体系、如今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之中。二者，中国古代、近代的殖民史也是必须正视的一段历史。尽管中国的殖民是软殖民而非硬殖民，即是民众在各种原因下的移民/殖民行动，而非国家权力方面以武力作为保障的殖民。但如此也不能说中国人自古至今都在“生于斯养于斯”的中原或地域代有不同的中国范围内活动。中国人毕竟群体性地进入过别人的熟土熟地。(28)李长傅指出，“近世纪以来，我国无殖民地(政治的)可言。……我国之殖民，在社会的及经济的本质言之，实含有上述之狭义的殖民及移民而言，本书或称之曰移殖民焉。”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页。就此而言，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绝不止于对内的专制帝国含义，对外的国家武力征服与民众的和平拓殖彰显了这一体系的复杂性。换言之，中国的天下体系不是无政治主体和政治谋利的体系，而是一个以中国利益为核心的政治叙事与政治机制。这就与赵汀阳严厉批评和拒斥的现代帝国主义体系有某种曲径通幽之处。如此深探下去可知，中国也处在一个与西方国家提供“世界”方案时的、利益性国家的地位上。就后者论，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不但对中国人不是一种理想的世界制度，对西方人来讲同样不是，而且西方人对之的感受可能更加强烈。仅就西方国家曾经热炒的“黄祸论”话题，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因为“黄祸论”涉及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不同历史记忆，因此是一个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问题。一般而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记忆确实与汉族无关。让欧洲人针对东亚地区的黄种人产生恐惧感的政治危机意识，主要是由匈奴人、蒙古人促成的。但因为元朝是作为中国的朝代史载入史册的，蒙古人对欧洲人造成的血腥记忆就会自然而然地记在中国账上。(29)罗福惠：《黄祸论——东西文明的对立与对话》，新北市：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引言第27—31页。该书出版有大陆版，书名改为《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当赵汀阳及其类似的天下话语以道义逻辑作为陈述方式的时候，这些国家的“黄祸”记忆就会被唤醒，就会成为拒斥这类论说的历史依据。尽管“黄祸论”在近代中西冲突中发挥着复杂的侵略与反侵略效用，但只要这样的言说存在，中国人在陈述自己的“世界”主张时，就有必要加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