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更环保吗城市居民的低碳行为及态度以上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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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中产”阶层与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不信任。西方环境和生态的改善是政府与民众共同推动和努力的结果。［16］民众呼吁，政府响应并制定相应法

第三，“中产”阶层与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不信任。西方环境和生态的改善是政府与民众共同推动和努力的结果。［16］民众呼吁，政府响应并制定相应法律规则约束企业和个人的排放或浪费行为，从而逐步改善环境质量。但是，中国民众与政府之间依然缺乏足够信任，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产”阶层，普遍对地方政府的真诚或努力抱有怀疑态度，因此也不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有助于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项目。［17］

最后，本项研究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1)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低碳社区教育来提高城市居民的低碳认识水平和低碳行为。我们发现收听收看各种低碳节目、报纸或展览等低碳认知行为有助于促进城市居民采取低碳生活方式，也会提高他们对政府采取措施的评价以及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积极性。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其低碳行为受到低碳认知行为的影响更大。由此可见，尽管政府部门为创建低碳环保社区采取了大量措施，但未必就能获得好评，还需要做好宣传工作，一方面，为了普及低碳和环保知识，另一方面让居民了解政府推动低碳社会所做的努力。这是改善政府与中产居民的关系，增进互信的必要手段，也有助于增强居民的低碳与环保意识，激发居民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参与低碳社区创建的积极性。(2)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或推动低碳社区建设过程中，应广泛吸纳公众参与。我国在2002年就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法，其中明确规定应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政府民主决策过程的基本要求，政府在开展各类环境活动时，都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充分征求公众的意见或参与，这既是对利益相关者的尊重，也是政府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公众参与即有利于培养公众的环境意识，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动效率，是对政府环境行动的有效支持与补充。

引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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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时进(1972—)，男，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科技社会学等。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当前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2014年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最新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EPI)显示，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在178个国家中排第118位，其中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三位，PM 2.5平均暴漏水平世界最高①耶鲁大学环境绩效指数(2014)，参见网址:尽管保护环境一直被视为政府的职责，但公民在推动环境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十条指出:环境议题最好得到有关各方公民的参与……各国应促进和鼓励公众认识和参与决策。环境的公众参与包括多个方面，首先是参与政府环境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公众应该具有基本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与诉讼权等；［4］其次，公众参与是指公民个人参与环境保护或实践低碳行为的态度与行为。研究表明在1997-2007年间，我国居民环境保护意识不断上升，但是环保行为却呈现下降趋势。［5］为进一步促进环境保护的个人参与，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工作的通知》，从低碳社区建设理念、居民生活方式、运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对各地正在开展低碳社区建设工作予以指导。②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489号)，参见网址: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低碳行为与态度?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对此进行了探讨。Liere和Dunlap(1980)发现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关注环境质量，社会等级越高，对环境就越关注，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的环境关注程度要高等。［6］Steel(1996)运用1992年美国国家公众环境态度和行为的调查数据，发现妇女比男人更容易大量参与保护环境的行为和政策及建议。［7］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公众环保行为问题。王凤(2008)基于西安市民的调查发现，环保知识愈多、教育水平越高、愈有可能多地参与公共的环保行为。［8］李文娟(2006)对福建武夷山居民的实证研究表明，性别、教育、环境知识等是影响个人环保行为的重要因素。［9］王琪延和侯鹏(2010)对北京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的调查发现，高学历的年轻居民和学生群体的环境行为意愿较低。［10］上述研究从性别、教育、环保知识、环保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但是收入与环保行为的关系一直存在较大争议。Poortinga等(2003)通过在1999年对2000个荷兰家庭进行的实地调查进行分析，发现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通过技术改进而不是行为方式的改变来节能。［11］贺爱忠等(2012)研究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等调节变量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迫于生活压力，环保知识更容易转化为环保行为，而家庭收入高的群体环保责任意识方面较强，也可能产生更多的环保行为。［12］但是有研究发现收入对居民参与环保意愿和态度并没有影响。例如，李文娟(2006)的研究发现家庭月收入对个人环保行为不具备任何解释力［9］，王凤(2008)也发现收入并不影响居民的环保行为［8］。现有研究基本上把收入当做一般变量，没有从社会地位或社会分层的意义来看待其特殊性。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产”阶层居民逐渐成为城市社会的主体力量。波士顿咨询公司2010年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中产”阶层数量在2020年将从1.5亿增长到4亿以上，其中接近70%的人将来自城市。①新浪网:《报告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超4亿》，参见网址:2 数据与测量2.1 数据来源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14年5月至6月在上海市黄浦区居民入户问卷调查。该调查采取阶段抽样方法，先随机抽取四个街道，再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3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50个家庭，然后家中的一位成人填写问卷。课题组发放调查问卷621份，回收611份，删除本次研究的无效样本，共得到有效问卷600份，有效回收率98.2%。据现场摄像及总数30%的电话回访核对，总体上，本次调查的抽样、入户、问卷填写均比较顺利，调查质量好，保证了原始数据的科学性 变量测量2.2.1 因变量(1)环境满意度。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了被访者，“您对所居住的小区环境的看法?”，选择项分别为“1=不满意、2=比较满意、3=很满意、4=非常满意”，得分越高表示对小区环境满意度越高。(2)政府措施评价。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访者“你认为您认为目前政府在建设低碳社区采取的措施如何?”回答分别是“5=很好、4=较好、3=一般、2=较差、1=很差”，得分越高表示对政府评价越高。(3)低碳认知行为。为了测量被访者的低碳知识和认识水平，我们从9个方面询问被访者是否经常观看、收听或者接触各种环保信息或知识，赋分方式为“1=没有、2=偶尔有、3=经常有”，各项加总然后取平均值，即是“低碳认知行为”。②低碳认知行为测量具体包括观看电视、收听广播、阅读、上网、参加社区活动、参观展览等活动中是否涉及到低碳知识或内容等(Cronbach α =0.89)。(4)低碳生活行为。为了测量被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低碳行为，我们从14个方面询问被访者是否经常表现出各种低碳行为，赋值方式为“0=没有，1=有”，然后将14个项目相加再取平均值，得到“低碳生活行为”。③低碳生活行为包括随手关灯、手洗衣物、节水、少乘电梯、少用一次性筷子、使用手帕代替纸巾、废弃物搜集利用、剩饭打包、公交出行等14项日常行为(Cronbach α=0.78)。(5)低碳社区参与意愿。我们分别从9个方面测量被访者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态度，选择项分别是“4=支持且参加、3=支持但不会参加、2=观望、1=反对”。我们将九项指标得分相加再求其平均值，即为“低碳社区参与意愿”。④低碳社区建设参与意愿主要询问被访者参与社区组织的推广LED照明、环保材料、节能电器等，以及低碳培训和志愿者队伍等方面的意愿(Cronbach α=0.93)。表1是各因变量的均值以及分样本的比较。通过对比发现，“中产”居民与“非中产”居民的环境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中产”居民对政府低碳社区建设措施的评价更低，并且低碳认知行为、低碳生活行为以及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积极性也全部低于“非中产”市民。表1 因变量的统计描述及差异检验注:显著性水平＊＊＊ p＜0.01，＊＊ p＜0.05，* p＜0.1。检验环境满意度项目 全样本(N=600)非中产(N1=397)中产(N2=203)差异及T 3.01 3.02 3.00 0.02政府措施评价 3.89 3.99 3.69 0.30＊＊＊低碳认知行为 2.22 2.29 2.09 0.20＊＊＊低碳生活行为 0.71 0.73 0.66 0.07＊＊＊低碳社区参与意愿 3.63 3.71 3.50 0.21＊＊＊表2 自变量的统计描述变量及义 非中产(N1=397)中产(N2=203) 总体(N=600)性别男性 47.10 60.59 51.67女性 52.90 39.41 48.33年龄(岁) 48.02 45.35 47.12教育程度大学以下 62.72 35.96 53.67大学 37.28 64.04 46.33职业普通员工 31.74 39.90 34.50专业技术 9.32 16.75 11.83管理人员 18.14 20.69 19.00其他 40.81 22.66 34.67居住楼层6层及以下 56.31 30.69 47.66 7层以上43.69 69.31 自变量“中产”是一个社会分层的概念，标志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居于中间阶层。在众多影响社会分层的变量中，收入被公认为是衡量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指标，其他的教育、职业等变量均可以通过影响收入来影响社会分层结果，因此我们采用收入作为划分“中产”与“非中产”的依据。根据2014年《上海市统计年鉴》，上海中等收入户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为元，户均人口2.85人，因此户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0.5万。①参见上海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14》第十篇表10.4，网址:因此结合本次问卷设计，我们将家庭收入10万元以上的家庭定义为“中产”，其中33.83%的样本为“中产”家庭，66.17%属于“非中产”家庭。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控制个人特征以及职业特征。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居民中，男性占53.67%，女性占46.33%；平均年龄为47.12岁；就居住条件而言，居住在6层以下(含6层)的居民为47.66%，6层以上为52.3%；受过大学教育者占46.3%，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者占56.7%；从职业上看，普通员工占34.5%、专业技术人员11.83%、管理人员19%以及其他不便分类者。3 实证分析3.1 城市居民低碳态度与行为的回归分析为进一步检验“中产”与“非中产”居民在低碳行为和态度的差异，我们构建了五个模型，因变量分别为居民的“环境满意度”、“政府措施评价”、“低碳认知行为”、“低碳生活行为”和“低碳社区参与意愿”。这些变量都是连续性变量，因此我们采用一般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模型1表明，与“非中产”居民相比，“中产”居民的小区环境满意度较低，不过，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进一步对不同收入分组的城市居民进行分析，发现总体上看，收入水平越高者其对居住小区的环境满意度越低。由此基本上可以认为，与收入相对较低的“非中产”居民相比，“中产”对居住小区环境质量要求更高。另外，年龄、教育、职业对城市居民小区环境满意度没有影响，女性对小区环境的评价偏低，居住楼层越高则认为小区环境较好。模型2显示，与“非中产”居民相比，收入较高的“中产”居民对政府创建低碳社区措施评价显著偏低。这说明，他们不但对小区环境不满，对政府环保措施也颇有微词。此外，与普通职员相比，管理人员对政府低碳社区创建的措施评价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管理人员本身从事行政工作，与政府部门联系更加密切，能够较多接触或理解政府的做法。此外，教育、性别、年龄、居住环境等变量并不显著。模型3和模型4分别探讨的是居民低碳认知行为和低碳生活行为，结果表明“中产”居民的低碳认知行为和低碳生活行为显著低于“非中产”，而教育、职业对低碳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年龄越大者低碳认知行为得分越高，女性的低碳生活行为要多于男性。这表明，他们经常会设法了解各种低碳与环境相关的知识或宣传，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频繁的低碳行为。模型5分析居民参与低碳社区创建的积极性。结果显示，受过大学教育者、管理人员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意愿较高，而来自“中产”家庭者参与低碳社区创建的意愿较低。性别、年龄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五个模型的结果十分有趣。一般来说相对于非“中产”家庭者，“中产”对生活质量更高和健康要求较高，因而也渴望较高的小区环境质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模型3-5的发现，令人困惑，中产阶层虽然对环境质量要求更高，同时对政府措施更加不满，可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少低碳行为，更加不注重环保节约，而且，对政府部门组织的创建低碳社区的活动，也缺乏参与积极性。对此，我们将在论文讨论部分展开深入阐释 居民低碳行为与态度的路径分析为进一步了解表征城市居民的低碳行为与态度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对环境满意度、政府措施评价、低碳认知行为、低碳生活行为、低碳社区参与(意愿)五个变量进行分析。为比较中产与非中产的异同，我们分别进行建模，即图1和图2所示，另外，我们也同时估计了一个全样本的模型，但限于篇幅不再呈现路径图，三个模型的详细标准化回归系数结果(见表4)，下面我们着重对一些有趣的发现进行解释。表3 城市居民低碳态度与行为的回归分析注:显著性水平＊＊＊ p＜0.01，＊＊ p＜0.05，* p＜0.1。模型5低碳社区参与女(男 =0) -0.116＊＊ -0.0216 0.0758* 0.0494＊＊＊自变量 模型1环境满意度模型2政府措施评价模型3低碳认知行为模型4低碳生活行为-0.00530(0.0584) (0.0697) (0.0457) (0.0174) (0.0415)年龄 0.00605 -0.00711 0.0181＊＊ 0.00501* -0.00736(0.00995) (0.0119) (0.00778) (0.00296) (0.00706)年龄平方 -9.99e-05 8.64e-05 -0.000157* -2.38e-05 0.000107(0.000110) (0.000131) (8.60e-05) (3.27e-05) (7.80e-05)大学(非大学 =0) 0.000504 -0.0745 0.0656 0.0233 0.0952＊＊(0.0659) (0.0786) (0.0516) (0.0196) (0.0468)居住楼层(6层及以 0.208＊＊＊ 0.0127 -0.0348 -0.0348* -0.00704下=0) (0.0606) (0.0723) (0.0474) (0.0180) (0.0430)职业(普通员工=0)专业技术 0.113 -0.00744 -0.0191 -0.0215 0.0760(0.0992) (0.118) (0.0777) (0.0295) (0.0704)管理人员 0.122 0.359＊＊＊ 0.0979 3.81e-05 0.159＊＊＊(0.0840) (0.100) (0.0658) (0.0250) (0.0596)其他 0.0503 -0.0134 0.0119 -0.00314 0.114＊＊(0.0743) (0.0886) (0.0581) (0.0221) (0.0527)中产(非中产 =0) -0.104 -0.289＊＊＊ -0.194＊＊＊ -0.0525＊＊＊ -0.216＊＊＊(0.0658) (0.0784) (0.0515) (0.0196) (0.0467)截距 2.910＊＊＊ 4.087＊＊＊ 1.757＊＊＊ 0.538＊＊＊ 3.677＊＊＊(0.226) (0.270) (0.177) (0.0673) (0.160)样本数 598 598 598 598 598 R-squared 0.038 0.059 0.061 0.088 0.066表4 居民低碳行为路径分析结果注:①＊＊＊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②限于篇幅，全样本的路径图不再报告。全样本 非中产 中产政府措施评价 ＜-- 环境满意度 .47＊＊＊ .43＊＊＊ .56路径关系标准化回归系数＊＊＊政府措施评价 ＜ -- 低碳认知行为 .27＊＊＊ .25＊＊＊ .28＊＊＊低碳生活行为 ＜-- 环境满意度 .02 -.02 .10低碳生活行为 ＜ -- 低碳认知行为 .55＊＊＊ .51＊＊＊ .60＊＊＊低碳社区参与 ＜-- 环境满意度 .16＊＊＊ .12 .24低碳社区参与 ＜-- 低碳认知行为 .08 .16 -.01低碳社区参与 ＜-- 政府措施评价 .18＊＊＊ .11 .21低碳社区参与 ＜-- 低碳生活行为 .21＊＊＊ .25＊＊＊ .13低碳认知行为 ＜--＞ 环境满意度 .17＊＊＊ .25＊＊＊ .01表4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对于分组样本还是全样本，对小区环境满意度都会显著影响居民对政府作为的评价，对小区环境越满意，对政府措施评价也就越高。但是分组样本表明，“中产”阶层对政府措施的评价受其小区环境的影响更大，换言之，“中产”阶层如果对所在小区环境不满意，更加可能引发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由此可见“中产”居民更容易将环境保护的责任归因于政府。居民的低碳认知行为(比如学习或了解更多的关于低碳环保节约的知识)，更加有助于提高对政府措施的积极评价，但是“中产”与“非中产”的差别并不大；同时，低碳认知行为得分越高，其居民的低碳生活行为得分也会越高，中产阶层的低碳生活行为受低碳认知行为影响更大。另外，我们还发现，居民对小区环境的满意度越高、对政府采取低碳措施的评价越高、低碳生活行为得分越高，其参与政府创建低碳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但相对来说受低碳生活行为的影响更大。分组来看，环境满意度与政府措施评价对创建低碳社区参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不过，对“非中产”居民来说，低碳生活行为对低碳社区参与具有显著影响。上述路径关系主要是单向的，我们假设低碳认知行为与环境满意度是双向关系，二者之间也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对小区环境满意度越高，也越倾向于提高低碳认知行为，反之亦然。在分组模型中，这种关系在“非中产”样本中得到了验证，而在“中产”样本中未被验证。4 结论与讨论环境与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缓解资源危机，全方位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区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14］中国政府也已由过去偏重经济增长转变为兼顾生态保护。虽然国家具有强大资源动员能力，但低碳社会建设成败取决于如何吸引或动员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本项研究正是探讨城市居民参与低碳社会建设的态度与行?基本发现本研究以上海市黄浦区600份居民调查问卷为例，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对低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职业等变量的回归模型中，“中产”市民对所居住小区的环境以及政府采取的低碳社区建设措施更不满意，但是低碳认知行为和低碳生活行为更少，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积极性也低于来自“非中产”市民。我们还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对环境满意度、政府措施评价、低碳认知行为、低碳生活以及低碳社区参与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低碳认知行为得分越高，低碳生活行为得分也越高。Burch等人(2009)认为社区教育是建构低碳社区途径之一。［15］本项研究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居民对低碳的认知和了解是影响其日常生活低碳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还发现，居民对小区环境的满意度越高、对政府采取低碳措施的评价越高、低碳生活行为得分越高，其参与政府创建低碳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对比分析“中产”与“非中产”，还可以发现，“中产”对政府措施评价受其小区环境的影响更大，低碳生活行为受低碳认知行为的影响更大，但“中产”阶层的低碳生活行为不会影响其低碳社区参与 研究含义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构成。学术界普遍对“中产”抱有期待，认为“中产”的兴起将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外一些研究发现，与贫困阶层相比，“中产”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更加愿意采用低碳节能的技术或生活方式以自觉维护环境。［11］但是，本文发现与此相反，收入相对较高的“中产”市民虽然对小区环境和政府措施更加不满，但更少表现出低碳或环保行为，也更加不愿参与政府组织的低碳社区建设。这是一幅令人费解的“画面”:“中产”市民，一边在各种场合抱怨环境污染，却从不注意节能环保；一边抱怨政府不作为，却消极对待政府推进低碳社区或环境保护的行动。一个“中产”阶层崛起的同时，我们所期待的“中产”的担当与公德，并未随之兴起。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什么“中产”市民既对环境质量不满，又不愿践行低碳生活和参与低碳社区创建呢?原因可能有三:第一，“中产”市民不愿意为低碳环保而降低生活质量。中国人历来以“勤俭节约”著称，在经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渐提高，而生活品质的改善是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前提的。“低碳”意味着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的下降，这是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无法接受的，他们不愿意采取低碳生活方式来降低生活质量。而收入较低的“非中产”，由于经济条件限制，不得不继续“勤俭节约”，而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建设低碳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第二，“中产”阶层缺乏“社会公德”精神，普遍抱着“搭便车”的心态。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案例，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环境改善离不开群众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提高。虽然“中产”阶层对环境质量有更高的要求，甚至也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更关心自己生活质量是否受到环境影响，如果没有或者很少，他们依然倾向于选择富足与便利的物质生活，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搭便车”，而不会以身作则的为改善公共环境而努力。这也使得中国很难发生类似于西方那样全社会环境保护运动。第三，“中产”阶层与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不信任。西方环境和生态的改善是政府与民众共同推动和努力的结果。［16］民众呼吁，政府响应并制定相应法律规则约束企业和个人的排放或浪费行为，从而逐步改善环境质量。但是，中国民众与政府之间依然缺乏足够信任，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产”阶层，普遍对地方政府的真诚或努力抱有怀疑态度，因此也不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有助于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项目。［17］最后，本项研究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1)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低碳社区教育来提高城市居民的低碳认识水平和低碳行为。我们发现收听收看各种低碳节目、报纸或展览等低碳认知行为有助于促进城市居民采取低碳生活方式，也会提高他们对政府采取措施的评价以及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积极性。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其低碳行为受到低碳认知行为的影响更大。由此可见，尽管政府部门为创建低碳环保社区采取了大量措施，但未必就能获得好评，还需要做好宣传工作，一方面，为了普及低碳和环保知识，另一方面让居民了解政府推动低碳社会所做的努力。这是改善政府与中产居民的关系，增进互信的必要手段，也有助于增强居民的低碳与环保意识，激发居民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参与低碳社区创建的积极性。(2)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或推动低碳社区建设过程中，应广泛吸纳公众参与。我国在2002年就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法，其中明确规定应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政府民主决策过程的基本要求，政府在开展各类环境活动时，都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充分征求公众的意见或参与，这既是对利益相关者的尊重，也是政府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公众参与即有利于培养公众的环境意识，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动效率，是对政府环境行动的有效支持与补充。引文文献：［1］UK Government，Energy White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2］Middlemiss L.，Bradley capacity for low-carbon communities:The role of grassroots initiatives［J］.Energy Policy，2009，38(12):7559-7566.［3］Song，D.，Su，M.，Yang，J.，＆ Chen， Gas Emission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of Low-Carbon Community［J］.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2012，6 :10.1100/2012/.［4］侯小伏.英国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5):125-129.［5］闫国东、康建成、谢小进、王国栋、张建平、朱文武.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0):55-60.［6］Liere，K.＆ Dunlap，R.E.The soci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A review of hypotheses，explanations，and empirical evidence［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0，44:181-197.［7］Stee1，Brent Globally and Acting locally?Environmental Attitudes，Behavior and activism［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6，47:27-36.［8］王凤.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6):30-35.［9］李文娟.影响个人环境保护行为的多因素分析——来自武夷山市的调查研究［D］.厦门大学，［10］王琪延、侯鹏.北京市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0):61-67.［11］Poortinga，W.，Linda Steg，Charles Vlek，Gerwin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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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低碳世界》 网址: http://www.dtsjzzs.cn/qikandaodu/2021/0504/1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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